私法上，权利义务可谓对待，一方享有权利，另一方即负有义务，一方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

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12月3日发布《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对因资金短缺但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有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慎用财产保全措施后，几乎所有地方法院都以该司法政策作为背书，暂停了相关企业的破产清算和财产保全程序。其次，从法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应急时期的维稳行动和紧急权行使，同主张一般性、清晰性、可实现性、稳定性及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相抵牾。

②如仅以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至2010年12月全球金融危机基本结束期间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司法政策为例，此期间共发布司法政策79件，其中直接或紧密回应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的就有近30件，且有些司法政策因只涉及一般性的民生和日常审判执行工作，而暂未归入。(69)张文显、孙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初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6期，第7页。(28)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出台的十大典型司法政策中，也往往可见司法解释的身影。二是直接导致类案不类判。司法政策制定主体必须考量该政策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其满足社会需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程度也是司法政策正当性的来源。

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大都着眼于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以期尽快结束国家的非正常状态。(15)黄斌：《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分析》，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9期，第71页。(4)法律对权力与权利的要求不同。

反对者认为纯粹是限制国家立法，而非授人民以权利。该文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所行的法律，称作公法。该书对行政相对人首次作出了体系性研究，对行政相对人的类型、权利、行为、作用等均有分析。[5] 1908年，杨廷栋在其《法律学》中对公权的认识是：公权者，个人对于国家公共事务有所应得之权利是也。

[1]黄遵宪将公权解释为国民固有的权力（权利），似与人权相近，但内容上更与剥夺政治权利相近。赵宏撰写了多篇文章对公权利的历史源流、当代价值、与保护规范理论的关联等展开研究。

不过，该文所说的公权，据日本刑法所载，即公民权是也。钟赓言也仿照私法的做法，将国家公权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两种。公权就是指公法上的权利，有国家的公权与个人的公权两种（若强调公共团体的地位，则再加上公共团体的公权一种），两者各有三种类型的权利。在公权的分类上，该书也是分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的公权，前者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后者包括自由权、行为请求权（裁判请求权、请求权）、参政权（君主权、摄政权、选举权）。

[40]这已经不只是行政诉讼法上的原告资格问题，相关研究已开始返回行政实体法展开讨论。[29]也就是说，在观念上，权力和权利可以区分使用，但仍有共通之处。而在国家的公权上，国家权力因国家依国法而自我限制，于是有法律上权利的性质。[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分论第二编。

[33][法]狄骥:《法国宪政通诠》,唐树森译,神州编译社1913年版,第1页。对于国家公权的概念，也有学者明确反对使用。

在公权私权效果的差异上，该书指出，公权以公益上的关系而存在，公权的权利人不得自由抛弃转移，否则有害于公益。[14] 与通常的两分法不同，范扬按照主体不同将公权分为国家的公权、自治团体的公权及人民的公权三种。

权利指向的对象,有时是不特定的,权利关系中的权利人与义务人地位是平等的。三、公权论的淡出 在新中国的行政法学上，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公权乃至公权利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渐渐地出现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概念，公权论从学术上退场，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10年，保廷梁曾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过公权的概念。私权者，于个人相互关系之间所有之权利是也。[22]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89页(张焕光执笔)。在新中国，公权论退出了行政法学，之后又转换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理论，而国家公权论近乎销声匿迹。

于是，人民在公法上就有完全无缺的人格，而不再像过去待命于主人的奴隶。唯有明悉公权论的意义所在，才有可能再嫁接在现行的制度或理论上。

[26]这相对于先前的权利列举已有进步，但其分类标准不一，尚未达到体系化的水准。[15] （四）林纪东的公权论 20世纪40年代，林纪东在行政法关系中展开了其公权论的相关论述，总体而言，突出贡献并不明显，其成绩主要在于分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特性。

[34][法]勒翁狄几(L.Duguit):《公法要义》,杨肇熉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2—13页。（一）刑法上的公权 早在1890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刑法志》中多次使用了公权一词。

这后一种权利也叫权力。[13]同上注,第122—137页。换言之，公权就是个人的公权。他指出：资产阶级法学家硬说资产阶级国家管理制度建立在法治原则和公民自由原则的基础上，他们用此来伪善地掩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管理的真正本质。

[11]该书虽然介绍简略，但却多是公权的精要之处。该书也明确将权力与权利分作两章处理。

（三）作为个人权利的公权 随着公法概念由国际法转为与私法相对的概念，公权概念也由刑法的维度转为了公法维度。(2)权力的内容重在力上,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强制或管理。

[29]参见刘星:《法理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最后还分析了公权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一）民国初期的公权认识 1913年，黎兴殷编述的《比较行政法》（上卷）在公法上之法律关系一章详细阐述了公权理论。毛雷尔指出，主观权利是指法律规范赋予主体的权能，即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容忍或者不作为的权利，主观公权利从公民的角度来看是指公法赋予个人为实现其权益而要求国家为或者不为特定行为的权能。人格者在法律上可为（得为）意思活动的场合可分为两种，其一是为某目的而可主张其意思，这时其可为的意思活动是权利。[3]也就是说，该文所说的公权就是刑法上剥夺公权的公权，比公权的含义窄。

注释: [1]黄遵宪:《日本国志》,羊城图文斋1890年版,卷第三十·刑法志四,第1、3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现今有关权利与权力概念的一般认识。

相对人在行政法上享有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在行政管理领域中的具体化，相对人的权利同时构成行政主体的义务，其权益大致有参加行政管理权、受益权、了解权、隐私保密权、合法、正当、平等保护的权利、行政协助权、建议、批评、控告、揭发权、复议申请、诉讼和申诉权、补偿、赔偿权等。只要不超越既存权利的范围，则不必另求法规的根据。

1901年，井上毅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被翻译为中文。[31]刘某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2017年4月26日。